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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双元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定位(2)

时间:2018-10-30 16:1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再依据相对产权的特征,由于产权人将其合法财产控制权转移给了某个特定义务人,从而产权人权利的实现只能取决于该特定义务人的行为,与第三人无关。如债权,债权人已将财产转移给了特定债务人并归其控制支配,若该
    再依据相对产权的特征,由于产权人将其合法财产控制权转移给了某个特定义务人,从而产权人权利的实现只能取决于该特定义务人的行为,与第三人无关。如债权,债权人已将财产转移给了特定债务人并归其控制支配,若该特定债务人不积极履行给付(还本付息)义务,则债权人的利益就无法实现。所以,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有赖于特定债务人的义务履行。又如,同是相对产权的股权,股权人与债权人一样“远离”本属于其控制的财产,失去了对其财产的支配权,唯有依赖特定义务人的积极履行义务,股权人才能实现产权保值增值利益。因此,相对产权人权利的实现,除了依靠法律、行政或习惯赋予相对产权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力”之外,还需要会计的协助。因为“法力”对特定义务人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至于特定义务人要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是积极为一定行为或者是消极为一定行为,完全取决于该特定义务人的意愿。意愿是行为的本因,支配着人的行为。由于存在以下的非均衡性,可能导致特定义务人选择违背相对产权人的意愿行事从而威胁到相对产权人权益的实现:
    一是双方利益的非吻合性。相对产权人(如股权人或出资人)自身的利益包括资本保值增值和股利收益的最大化,但特定义务人也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使特定义务人可能做出违背出资人意愿的行为;
    二是双方风险的非共同性。相对产权人(如债权人)往往是“高风险厌恶”型,而特定义务人(如债务人)可能是“高风险喜好”型,由此做出威胁债权人本金安全的高风险投资行为;
    三是双方信息的非对称性。相对产权人(如出资人)无法获悉特定义务人(如企业法人)在订立契约时就已掌握的或在履行契约中所掌握的“私人信息”,由此为特定义务人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提供了机会;
    四是双方行为的非确定性。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契约无法穷尽未来所有各种可能出现的状态,相对产权人不能直接观测到并证明特定义务人实际履行义务的努力程度,这也就为特定义务人“偷懒”提供了可能。
    上述的非均衡性,使得相对产权人的产权利益可能受到侵害,为了减少这些非均衡性给相对产权人带来的侵害,客观上必须要求有一个能反映特定义务人的行为过程及其行为结果以供相对产权人了解、监督、评价的机制,以便及时做出相关决策。而运用计价技术对行为进行量化、运用记账技术对行为过程进行全程记录、利用财务报表对行为结果进行定期报告,正是会计的反映功能。相对产权人基于会计反映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解、监督、评价,及时做出利己的决策,从而保护自身的产权利益
 

三、双元产权保护会计目标定位的演进历程


    我国学术界关于会计目标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有较多学者投入研究,但迄今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尽管我国会计制度(准则)的制订缺乏统一会计目标指引,并不等于毫无制订目标。事实上,我国企业产权制度在历经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变革中,为维护企业各产权主体的权益,国家财政部适时制订并实施相应的会计规章制度、准则,对产权的保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计划经济下的会计目标定位(1949—1978)
    在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人财物各生产要素到供产销各经营环节全面控制。依照绝对产权特征,国家是国有企业的绝对产权人,国有企业只是国家的附属物。因此,绝对产权人———国家为了控制国有企业财产严格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使用,就需要借助会计控制功能,要求企业会计设置资金来源与资金占用两类账户,并按固定资产对应固定资金、流动资产对应流动资金、专项资产对应专项资金编制“三段式”资金平衡表,通过资金平衡表以明确企业财产使用上是否做到“专款专用”、“对号入座”,据以控制企业执行国家计划和财经纪律。国家为了强化会计控制功能以保护其绝对产权,1963年国务院颁布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第一次对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以及会计人员的任免和奖惩做出具体规定,赋予会计人员以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的职权,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制度的制订与实施是为了保护国家绝对产权这一目标。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会计目标定位(1978—1992)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召开,党中央确定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此,国家将放权让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先后实施了完善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推行承包制、股份制等系列改革。以此同时,对外实行开放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1.放权让利改革的目标定位
    在这一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但从根本上看,并没有改变国家是国有企业绝对产权人的性质。“放权让利”,国家下放给企业的“权”并非是绝对产权,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财产“租用权”,即企业必须按绝对产权人———国家的意志使用财产;如果企业按国家意志有效使用财产实现增值利益,本该全部归属于绝对产权人———国家所有,为了鼓励企业的积极配合,允许企业留存一定比例的利润,即国家让利给企业。“承包经营”实质上也是放权让利。依据绝对产权的特点,绝对产权人欲实现其产权利益,仅凭自己的意志支配使用财产即为已足。然而“承包经营”的承包人是绝对产权的“他人”,“他人”一旦取得使用绝对产权人的财产权利,就有可能不按产权人的意志支配使用从而侵害绝对产权人的权利。现实中有不少承包人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往往采用拼设备的办法,掠夺性地利用国有企业资源,致使国有企业缺乏发展后劲。由于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改革,并没有彻底改变国家是国有企业绝对产权人的性质,如此一来,国家加强对国有企业的会计控制,借以维护国家绝对产权的目标定位成了必然。如国家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成本控制,198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规定了11项内容的成本开支范围;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1985年4月国务院又颁发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一律改按分类折旧率计提折旧,并提高折旧率。1985年5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一条“为了加强会计工作,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会计工作在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特制定本法。”显然,制定《会计法》旨在发挥会计控制功能,以维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按国家意志(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支配使用,实质上就是加强会计控制以保护国家绝对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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